经济理论视角下科技资源共享的实现机理——科学数据共享的应用思考

一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与专业化理论、“看不见的手”理论；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提出交易成本理论。这类理论的主要思想是讲专业化分工的优势：让每个劳动力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自发的专门从事生产过程的某一部分，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能提升总产出，当资源稀缺度高、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就越能减少交易成本，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也越大。

二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产权理论。这类理论主要讲的是专业分工的方法：尤其让每个劳动力根据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能导致更高的总产出，当劳动者可以更专注和熟练的完成某些加工任务，能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效益提高。在此过程中，产权的功能恰恰在于克服外在性，提升专业化分工的公平公正以及透明性，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的集体行动困境理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在提出外部效应理论。这类理论的主要思想是讲专业化分工存在劣势：任何分工都是在集体中协作，而每个人在这个集体中的分工，对他人是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分工损害了另外一个人的利益，那么集体的自发协作就会受到影响，尽管集体行动对所有人都有利，但由于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往往导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且大集体比小集体更难于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个体搭便车的可能性越大。即分工的依据、逻辑和范围等与集体的运转效率是有关系的。

四是英国学者巴斯特布尔（C. F. Bastable）提出受益范围原则。这类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同时，对于公共产品的使用受益人越多，其对应的公共服务效果也越好。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琼·斯潘思（Joel Spaeth）提出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是一种协调资源配置的消费理念，即许多人共用一种消费产品或服务。后续学者进一步扩展，Henten与Windekilde提出共享经济通过精准匹配供需，实现资源高效流通与风险共担；并将其视为是一种“互惠共生关系”，能够推动财富再分配与社会协作。

从斯密的“分工”到共享经济的“协同”，经济学理论完成了从个体效率到社会协作的范式升级。共享经济不仅是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更是对传统产权制度、资源配置机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是从“生产优先”向“共享共生”的价值转向。

从经济学到共享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可知，经济学理论始终在研究一种自发分工协作的方式和制度，来促进社会进步，而资源共享符合这一理论思想，因此共享经济应运而生，构建了“市场驱动、制度规约、主体协同”三位一体的动态系统，其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践行主要聚焦于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和逻辑方法两方面，而对存在劣势和受益范围原则的理论提及较少。

聚焦科技资源领域，其作为知识密集型生产要素具有特殊性，就是供给端的强稀缺性和分散性，既涵盖科研数据、科研设施等“硬资源”，又包含科技人才等“软资源”。这就决定了科技资源共享既具备共享经济系统的资源复用率提升、资源供需匹配、降低交易成本等共性特征，又因其准公共品属性衍生出市场失灵的治理难题。因此，经济学视角下的科技资源共享理论应当是围绕对专业化分工优势有关理论的发扬、对专业化分工方法和受益范围原则有关理论的运用及专业化分工劣势有关理论的克服，而形成的一套解释科技资源共享的发展规律、运转本质和成效优化的底层原理指南。

基于前文的经济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科技资源共享的实现机理是厘清共享资源、共享系统、资源提供者、资源使用者、资源协调者,五大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

通过对五类科技资源共享的实践路径进行调研和比较分析，首先，科技资源共享的公益性特征很明显，必须突破共享经济的市场交易模式，构建“政府引导、供需方协同、智能匹配共生”的公益性治理体系，也就是说在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的协调者通常由政府承担。其次，不同的科技资源需要协调者构建的共享系统就不一样，能够共享的范围和覆盖面、参与的提供者和使用者的供需关系也不一样，资源本身的属性功能是决定共享系统运行时的制度设计和适配以及主体行为激励的关键。基于此，本文认为科技资源共享实现机理主要框架包含两大部分：意识形态和实践形式。进一步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论证如下：

一是意识形态部分主要是由前文所述的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和方法这2个方面的经济学理论支撑，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明确科技资源属性后，基于五大要素的特征，构建科学合理的分工协作机制，提高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和投入产出比，最终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这部分是指大部分人都知道某个科技资源需要共享，也都知道需要制定五大要素的分工协作机制，也一直在呼吁这样的共享机制，它的作用是决定科技资源共享的方向和目标。

二是实践形式部分主要是由前文所述的专业化分工方法和劣势、受益范围原则这3个方面的经济学理论支撑，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在意识形态部分发出“科技资源共享”这一指令后，五大要素开展分工协作过程中要按照科学合理的专业化分工逻辑正常运转，还要通过消除模糊概念和不良噪音、合理扩大受益范围等操作来克服分工劣势，实现科技资源共享的高效运转。（1）认清科技资源属性的概念，理清五大要素之间的协作分工。本文将其分为成果型和工具型两类，其中对于成果型科技资源要格外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和力度。（2）认清科技资源共享的范围边界，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分工。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在《美国创新简史》中提出，政府的公益性只有在与市场缺口、市场失灵相互补充的地方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政府的公益性在推动或参与共享的角色定位，一定是解决市场需求迫切但又具有规律局限性的重大问题。而对于具有知识产权争议的科技资源，政府的作用一定不是强制执行，而是保障大众利益、关切市场需求、按照实际情况激励参与主体、提供共享服务。

一是五大要素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伞状”关系，即资源属性驱动的制度拓扑。以科技资源本身为伞骨（核心轴），由协调者根据其属性特质延伸制度、操作和激励的框架，主要是目的是确定提供者和使用者的互动关系，明确共享范围、形成围绕核心轴运转的“伞状”共享网络，以有效的方式向外向下的扩展受益范围，以达到资源共享效率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当资源共享超过一定的边界，就需要更高级别的协调者参与进来，确保共享的持续有效和高效。二是在实践形式上资源属性的复杂度决定共享时的协调者、提供者、使用者协同分工模式和效果。越是属性多、复杂性高及专业性强的科技资源，规章制度也越难制定，共享形态存在的模式也越多样、稳定性也越差，互动关系就越难协调和维持。三是在实践形式上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呈现“圈层”关系。充分考虑提供者和使用者的需求、利益等关联，能够形成有效的共享受益范围，有些范围还会划分不同的小圈层，各要素在共享范围内进行互动，实现资源的流通和配置效率提升，这就是科技资源共享实现机理的本质过程。四是在实践形式上，提供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分类。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围绕科技资源属性存在两种关系：“你有我无”的借用关系和“你有我有”的交换关系。“你有我无”的借用关系，常表现为资源具有稀缺性、投入有限性等，在涉及知识产权争议时，面向社会共享通常需要平衡公益性和私利性的影响及程度；而“你有我有”的交换关系常表现为资源具有较高价值，合作共享时有明确的复用和深入挖掘需求。

一是创新活力的激发需要稳定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对于没有解决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的科技资源，就在意识形态层面大范围宣传共享就只会让汇聚的科技资源失去价值。所有的共享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共享，由供需双方及协调者共同决定，即协调者制定政策，圈定或者视情况动态调整共享范围，可大可小、或由小到大，重要的是，能够使得供需双方不停地在共享范围内达成相对平衡、相互有益的局面，共享的发生才能成功。而不能够稳定预期的大范围共享，在共享还没开始时就注定会失败，这也正是集体行动困境理论中指出的，团队集体的人员不是越多成效越好，尤其是一定范围内不合适的噪声对整个团队的影响才是更难以预料的。也就是说，共享过程可以视作一个集体，需要多方参与者之间的协同分工合作，每个参与者的行为都对其他参与者产生影响，该影响应该要最大程度为双方带来正向反馈，才能促进共享成功发生。二是共享的意识形态层面只决定方向和目标，其效果则取决于实践形式中，共享范围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参与要素互动的积极性。根据受益范围理论，有效扩大共享范围，合理的划分圈层，尽可能使得每个参与人就是受益人，是提高科技资源共享成效的正确路径，也是各方保持互动积极性的保障。三是好的科技资源共享制度必须有效平衡公益性和私利性的关系，使得在一定范围内参与者可预期自己的收益而实现共享。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制度决定论，其核心思想是国家的成功或失败主要取决于其制度的性质，而非地理、文化或其他因素，并将国家制度统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两类：包容性制度鼓励和汲取性制度。科技资源共享制度只有是包容性制度，即充分考虑供需双方的利益的基础上，能够划定可预期的共享受益范围，在共享过程的各个环节中起到协调原本不会协作的双方自发协作的效果，才能促进资源共享长期持续运行见效。

一是正确认识科学数据的资源属性。科学数据共享的核心在于解决其作为科技成果属性引发的市场失灵：科学数据具有可重复性、专一性、精密性、独占性、价值发现的专业性、应用价值长尾性等特征，从科技资源管理工作角度，对过往经验调研发现，科研工作者确实对自己生产的科学数据具有强烈的私有性、排他性心理，具有科技成果的属性，其有效共享能产生显著正外部性，而其没有解决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又使得生产者对共享意愿不高、数据汇聚失去价值。二是抓住有关法律法规出台的重点。当前国内外对科学数据汇聚的办法主要是政府政策的强制性，比如说国家计划、地方计划验收时要求汇交数据等做法，没有促进自主汇交的激励措施，经过多年的事实经验已经证明强制汇交起不到有效的作用，不符合包容性制度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规律，也不符合人性中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可预期性心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拥有科学数据的科研工作者的担忧，才有可能实现科学数据的共享。三是主动划分科学数据的共享范围。出于科学数据这类科技资源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能只停留在盲目呼吁的意识形态层面，不够清晰的共享范围和不可预期的共享使用的后果，只会令科研工作者对汇交自己拥有的科学数据产生恐惧，需要政府给予明确靠谱、安全可预期获利的共享范围是有效举措，从安全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考虑而主导划定共享范围，充分考虑供需双方的逻辑关系，采取“由易到难”“由小范围到大范围”策略逐步推进。四是摸准供需双方的逻辑关系和心理诉求。供需关系是共享发生、共享圈层形成的本质，目前由于科学数据共享使用的知识产权并未划分清楚，而科学数据拥有者又对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即科学数据的拥有者本身就对数据共享的行为比较排斥，也就是对于可能会出现的“你有我无”的借用关系，在大范围内很难实现共享；而小范围内的“你有我有”的交换关系会相对较为容易。

一是科学数据共享的平台搭建和制度设计都要紧扣其科技成果属性。可以用科技资源开放的思维来搭建共享平台，用科技成果转化的思想来解决知识产权分配所涉及的问题。同时，必须认识到科学数据作为一个待开发的科技成果，必须应该有专业靠谱的渠道确保科学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无污染性和可追溯性，而又因其离经济产出还有较长距离，在制度层面应该更加重视科学数据本身，激发科研人员自发性发布真实、有价值的科学数据的积极性，同时，看重推动科学数据的本身的价值验证和使提供者接受价值验证的激励。二是加快推动大型科学仪器、大科学装置的物联网数据和观测的采集和确权发布。建议加快建立与拥有基础设施的高校、院所和企业采集观测数据、物联网数据，鼓励其优先试点在科学数据，面向社会发布共享，并实时观察存在问题和社会舆论反馈。同时，加大力度宣传科学数据转化成效和影响，释放科学数据共享人人受益的信号，加强科技资源共享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增强科学数据共享的外部正向效应，营造良好的科技资源共享文化和意识形态。三是发挥“法律规定+政府服务+社会道德”的叠加作用，推动小范围试点科学数据的复用，再合理扩大科学数据共享范围。首先，现有圈层的打破和融合：发挥社会公众道德作用，幸福者退让原则，鼓励院士团队优先共享科学数据，提高科学数据复用范围和转化效率，或者面向重要单位局部共享，助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其次，新形成圈层做增量影响力：第一，同一领域内的科学数据共享汇聚后，鼓励院士团队积极引用、开发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被占便宜和不服的心理，同时还能增加自豪感；最重要的是尽快做出科学数据共享的靠谱性、实际贡献和显著成效，最大程度发挥科学数据的价值，形成人人受益又可感的氛围。第二，试点同一领域内科学数据以“交换关系”形成共享圈层的数据复用的模式。当前大部分不愿意汇交科学数据的人都是有较强的防御意识，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厌恶搭便车行为，那么在同一领域内的多方资源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以上的顾虑，小范围试点确保供需相对平衡、靠谱和可预期，逐渐培养公众的集体利益意识。

本文经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提出科技资源共享实现机理的主要内容、运行逻辑及关键环节，揭示了共享范围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当重视共享圈层大小的决定因素，也要把握圈层划分与参与共享主体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引起的外部效应联系起来考虑，实现共享范围内的最优效应，然后循序渐进、逐步外扩。同时，法律法规的引导和约束是科技资源共享生态的氛围要求，政府服务是贯穿科技资源共享整个过程的必要要求，社会公众道德是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某个环节的特殊要求，因资源差异、环节不同而异。这一研究在经济学的宏观视域下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整体观和历史系统观，落脚点还是在于实践应用。

对于科技资源共享实现机理的应用效果，需要动态优化、长久的投入和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所有的科技资源共享都具有一定的协同进化、共生共长的特征，倡导精神与行动的融合。卓越的科技资源共享生态，离不开每位参与者的全力以赴与倾心投入，共同织就科技创新合作的璀璨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