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科技创新发展对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的启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纽约的经济发展受到重创。为保持其全球领先地位，纽约的城市发展战略从高度金融依赖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快速实现了从金融中心到科创中心的转型，成为美国的第二大“科技重镇”，被誉为美国的“新科技首都”。从经济发展数据来看，2013年，纽约科学技术工程部门的产出仅占城市生产总值（Gross City Product，GCP）的8%，2022年这一比例增至16%，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纽约经济的关键驱动力。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2020—2023年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Global Innovation Hubs Index，GIHI），纽约的综合排名位列全球第二，仅落后于旧金山-圣何塞，甚至在2022年超越旧金山-圣何塞，居全球首位（如表1所示），体现了其极强的竞争力。从较早致力于创新城市评价研究的澳大利亚智库2thinknow发布的《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来看，2007年首份报告中纽约在全球创新城市中排名第4位，并将其上榜原因总结为金融中心、执行力中心（Financial & Implementation Capital），由于支持新兴经济和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2019年纽约一度上升至全球创新城市排名首位。

纽约及周边集聚56所高校，建设了纽约大学城市科学和进步中心、康奈尔创新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数据科学研究所等一批基于应用科学导向的科研机构。这些研发机构的发展理念是将科学与产业相融合，实现技术商业化，持续不断地增加下一个高成长公司出现的机会。在政策和环境的助推下，纽约科技行业快速发展，科技行业就业岗位数量飙升。根据纽约经济发展局政策研究组的报告，2010—2022年，纽约的科技行业产值大幅增长（142.0%），是纽约的支柱产业金融和保险业（8.4%）增速的约17倍。2011—2022年，纽约市的科学技术工程类就业增加了大约13万个工作岗位，增长率为67%，远高于纽约市私营部门整体的增长率（18%），也高于全美科学技术工程部门的增长率（32%）。

2023年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纽约拥有19家，美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代表企业如谷歌、脸书、微软、亚马逊和苹果等纷纷在纽约建设大规模的研发中心。根据酷持贝司（Crunchbase）的数据，2021年纽约市拥有约2.5万家技术型初创企业，仅次于旧金山湾区。近年来，纽约市独角兽企业数量大幅增长，根据胡润《全球独角兽榜2024》数据，纽约的独角兽企业从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25家，跃升至2023年的133家，排名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硅谷，其中超过70%的独角兽企业与科技相关。

纽约科技产业发展覆盖范围广泛，计算机系统设计是纽约市最大的科技子行业，占科技行业就业人数的近40%。就业人数排在其后的科技子行业包括：互联网、软件出版（包括应用程序开发）和电子通信等，自2011年以来，计算机系统设计、软件出版和数据处理行业领域为纽约市共增加63000个工作岗位和4500家企业，新增企业数量占科技企业总量的64%。从科技初创企业的产业领域分布来看，2021年纽约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健康和区块链领域初创企业数量最多；从初创企业增速来看，数字加密货币、区块链、健康、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初创企业在2016—2021年增速最快，其中数字加密货币领域初创企业数量实现超过2.5倍的增长（如表2所示）。

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和引导。2009年和2015年，纽约先后发布了《多元化城市：纽约经济多样化项目》《“一个纽约”规划：富强而公正的城市》，均提出将纽约建设成为“全球创新之都”。《纽约2050总规》将纽约进一步定位为技术创新中心；2023年发布的《试点：纽约市——纽约打造全球都市创新中心路线图》，明确了纽约建设科创中心的具体路径。为了推动政策落地，纽约市政府成立技术与创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 Innovation，OTI），推动建设“智能城市+公平城市”，开展科技创新试点工程，实现城市智慧转型。同时纽约还成立了由企业家、创业者和风投机构负责人等组成的技术与创新市长理事会，及时了解科技产业发展需求。此外，各政府部门通过实施包括租金、税收优惠和人才引育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人才、技术和企业等各类创新资源加快集聚。为吸引科创企业聚集，纽约在科创发展用地方面推出一系列灵活的审批政策。例如，为满足生命科学研究、实验和发展相关的用地需求，纽约土地主管部门在满足相关要求的情况下，降低多类用地审核要求，支持相关研究与实验活动。探索政府和企业公私合作等方式，以较低价格租赁办公楼，联合为科创企业提供办公场所等。

为迅速助推纽约科创产业发展，2010年纽约市政府推出应用科学计划（Applied Science NewYork City），强化全球顶尖大学与纽约产业界的交流合作，吸引全球顶级理工院校共建大学和科技园区，推动人才培养、研发资助和相应的园区与空间建设，助推纽约科技创新产业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纽约加强与世界顶级大学合作，打造纽约大学城市科学和进步中心、康奈尔科技城、哥伦比亚大学数据科学和工程研究院等多个项目，其理念是将科技融入产业发展之中，促进企业与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纽约政府注重本地传统产业转型发展，鼓励围绕影像技术、军事电子、纳米技术及服装、印刷和环保等领域开展研发活动，挖掘城市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潜力。一是打造工业商务区。纽约市政府于2006年提出划定“工业商务区”（IBZ），保护现有的制造业地区并鼓励都市工业发展，布鲁克林滨水区有4片被划入IBZ范围。由政府负责进行土地收储，出资更新，促进工业区发展，区内企业可享受最高可达10万美元的税收抵免，以及直接的商业援助。当前，布鲁克林工业商务区已成为太空装备研发、机器人制造、生命科学等尖端科技制造的孵化地。二是推动高附加值制造业创新发展。2017年纽约市政府就推进耗资13.6亿美元的“纽约制造”创意园区计划，支持3D打印、计算机数控机床等微型先进制造业发展，推动纽约本地电影、服装小型工业产业在微型先进制造业的助力下进一步发展壮大。

纽约拥有大量医学研究机构、世界顶级大学及研究型医院，具有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优势。从2000年起，纽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生物医药现已成为纽约科技创新的主导产业之一，纽约-新泽西地区在2024年美国生物技术产业集群排名中位列第四。其主要举措：一是成立市长生命科学顾问委员会，实施专门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措施，提供产业救助。二是打造研发中心与创新平台，2016年启动生命科学计划，迄今投入超过10亿美元，建设应用生命科学园区，扩建应用科学研发设施网络，推动世界级生命科学研究集群迅速成长。三是建设良好的生物医药初创企业孵化环境，建立多个生物技术孵化器和创新中心，为初创公司提供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等全方位服务支持。

纽约科技企业高度集中在曼哈顿“硅巷”地区，现已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硅巷”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其主要特点：一是在城市存量空间中引入高端研发机构、创新型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等相关实体，并为其提供生活工作环境以及高频率非正式交流机会。二是加强重点领域的人才引进与培养。2014年启动实施纽约科技人才管道项目（New York City Tech Talent Pipeline），通过公私合作开发技术培训和教育解决方案，为科技企业输送高质量人才。据统计，2011—2023年，纽约有超过15家编程训练营，每年为超过2500名学员提供培训，就业率达90%。三是科创金融体系为科创企业提供强力支撑。200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先后调整上市标准、降低盈利要求、丰富市场层次，便利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纽约成为2011—2021年美国风险投资额增长最快的城市。同时，纽约政府提供多元化创业投资基金，包括纽约种子基金、纽约小企业机会基金和社区和区域伙伴基金等，加强对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激励。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也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2022年发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以下简称《蓝图》），“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先进制造与新能源”3个重点领域，着力引进重点企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协助本地制造业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比纽约的成功经验，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下简称“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仍存在以下挑战。

政府的规划引导对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早期的发展至关重要，具体包括：制定远景规划，选择产业创新支持路径，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保护创新投入及产出等。香港“积极不干预”“小政府、大市场”的治理理念较为深入人心，虽然当前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主动布局科创发展，但受制于特区政府有限的资源与经验，推动相关举措落实落地仍面临一定的挑战。一是香港基本法规定的低税率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特区政府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力度和所能调用的资源。二是从1997年起，香港就曾多次聚焦科技创新并出台相关措施，但由于缺少顶层设计和内部共识，部分科技创新重大举措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三是香港特区政府部门普遍缺少产业规划、科创发展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近年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搭建创新香港研发平台（InnoHK），开展全球研发合作，推出“产学研1+计划”支持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已初见成效。但整体而言，香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不足1%，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缓慢，要实现《蓝图》提出的“未来5到10年将香港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的目标”面临较大挑战。一是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高校评价体系与科创发展结合不紧密，目前推出的“产学研1+”计划以创业孵化为主，距离产业化存在一定差距。二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内在动力不足，2022年有研发活动的制造业工商机构占比仅为3%，2024年香港制造业企业中仅有19%引入智能化。三是缺乏持续资助的大型科技创新研发平台，2024年香港虽已建设29家InnoHK的研发实验室，但InnoHK的研发资助期仅为4～5年，研发应用是评审标准之一，应用导向性明显，以短期项目为主。

因地制宜制定相应产业政策，把握优势环节，选择最优发展路径和模式，是纽约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关键。近年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围绕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及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等领域，大力推动科创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纽约相比，香港在体系化推动科创产业发展方面仍存在不足。以生命健康科技领域为例，一是香港生物医药研究的规模较小，碎片化问题突出，缺乏大型研发平台。香港创新科技署下属的5个研发中心不包括生物医药，生命健康科技领域的InnoHK虽下设14家实验室，但均以短期项目为主，缺乏大型研发平台，难以持续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及成果转化。二是香港生物健康科技产业缺少产业链下游合同研发机构和合同生产机构，由于中小科研企业需要依附于这些机构开展研究，缺乏此类机构不利于香港生物医药的研发和生产。三是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在数据互通、标准互认和药械进出口方面仍存在制度差异，制约了香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建设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应围绕加强规划设计和落地执行、深化部门沟通协作及形成政府合力等方面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确保科创政策落实见效。一是出台了重点领域科创产业发展规划，加强官产学研结合，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效公平的制度框架，并积极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方案实现有效对接，加强政策引导。二是加大在科研项目、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以推动高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导向，优化香港特区政府对高校提供的配对基金支持方式，鼓励高校、教授及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三是围绕粤港澳科研人员往来、科研物资出入境、科研项目组织与管理、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加强区域创新合作。四是扩大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政府公务员交流计划的覆盖范围，创新人员互派、专题培训和政策研讨等方式，加强沟通交流，互相学习。

科技创新体系是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围绕加强科研投入、打造科创平台、完善科研组织模式、加强科技中介服务等方面重点发力。一是成立研发管理部门，统筹科研经费管理，发布科研项目计划指南，做好对科研项目的监督、评估和跟踪研究。二是深入实施“产学研1+计划”，进一步强化高校、研发机构、企业和孵化器等协同发展，补齐创新生态链的上游、中游、下游发展短板，建立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系统。三是设立重点领域专项研发资金，支持企业牵头，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针对重点产业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产业化。四是建设“概念验证+中试试验+转化服务”三位一体的技术转移转化体系，支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

强大的科创产业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标志，不仅体现了地区的技术研发实力，还反映了其产业转化能力、全球资源整合水平以及对未来趋势的引领作用，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要通过搭建平台、创新政策和强化制度等举措大力推动优势科创产业发展。一是建立面向生命健康等优势科创产业前沿技术研究的大型科研机构。支持香港依托高校或现有研究院成立大型研究所，并提供持续拨款支持，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团队或创新人才到港合作，开展前沿技术研究。二是出台有吸引力的产业支持政策，吸引国内外关键领域大型企业赴港经营，探索“一企一策”支持大型企业建设研发中心，快速形成创科产业集聚的产业优势。三是打造特定领域科技创新“监管沙盒”。例如，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应用等领域，目前内地的监管措施审慎，针对这些国际前沿领域问题，应大力支持香港以特区形式构建“监管沙盒”，以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多样化的创新创业场景是构建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创新生态的重要途径，通过多维度的资源整合，推动创新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自迭代能力不断提升，不仅有助于最大化激活本地创新潜力，还有助于通过区域协同放大优势。一是借鉴纽约经验，聚焦香港现有存量空间，对工业园区、商业写字楼等进行“微改造”，打造更多的科技研发场景、智造测试场景、社区微制造场景和生活性服务场景，吸引创新人才集聚，为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香港特色产业领域的创业公司提供新技术、新产品“试验地”。二是利用好北部都会区及河套、南沙、前海等合作平台加快建设的有利条件，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框架下，打造先进制造业拓展区，探索“香港在深合作”和“深圳在港合作”政策支持的模式，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