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点大西洋理事会：大国竞争中的智慧伙伴关系
2021-09-30 15:21:00 浏览数量：次
2021年1月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布报告：《大国竞争中的智慧伙伴关系：人工智能、中国与全球对数字主权的追求》（Smart Partnerships ami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I, China, and the Global Quest for Digital Sovereignty）。报告认为，在经济脱钩和地缘政治两极分化加剧的时代，正是构建智慧伙伴关系机遇之时。此外，报告描述了如何将数据和AI应用善加利用，并预测了由AI驱动的未来世界场景。尽管AI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新战场，但是鉴于AI作为新兴技术的不成熟性，毋庸置疑，监管合作的必要性尤为突出。
事实上，在对话过程中，政治风向似乎已经发生反转，美国在对华政策和国际合作领域的双赢已改写为双输局面。全球化首当其冲，沦为主要受害者。爱德华·卢斯（Ed Luce）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写到了去年召开的巴黎会议1，不吝笔墨地表示了对日趋激烈的中美竞争的担忧，以及世界各国不愿站队，转而拼命发展独立数字主权的现况。
1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特朗普政府对美中脱钩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金融时报》，2019年9月19日，https://www.ft.com/content/27b0a5e2-dab6- 11e9-8f9b-77216ebe1f17.
尽管如此，多地仍持乐观态度。参与研讨会的人们普遍认为AI及其他新兴技术对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虽然发达经济体通过集成现代技术获取了巨大收益，而欠发达社会若无法运用此类技术，则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内部的任何民族、种族或少数群体都不应沦为弱势群体，在理想情况下，新技术应成为削弱阶级分化而非加剧分化的工具。为顺利实现这一进步，全球、各国和区域之间与内部需开展合作。尽管各方的目标和原则积极一致，但在商定建立一致的AI监管框架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依旧渺茫，更何况全球治理体系承担着巨大压力。
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
世界秩序之所以混乱，主要在于对新兴技术的怀疑和不信任。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不断高涨，意见领袖针对北京采用盗窃或从美国公司强迫移交技术的方式获取知识产权（IP）的发声在西方世界迷惑众生。2此外，华盛顿的许多决策者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的传统领导角色构成威胁。3全球化与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恰逢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衰落以及公众对美国全球参与的疲劳，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的不满。4
2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美国国务院，2020年7月23日，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 free-worlds-future/.
3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论中国如何威胁美国民主”，《外交》，2020年10月21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china/2020-10-21/how-china-threatens-american-democracy.
4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世界秩序的终结”，《外交》，2019年1/2月，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12-11/how-world-order- ends.
另一方面，中国对话者认为，美国当前意在利用这些指控推翻中国，并否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地位。在柏林研讨会上，一位中国专家解释道，北京的决策者以及大部分民众从未提及中国“崛起”，而是称之为“复兴”。隐喻地讲，中国已有资格跻身游戏主场，却有人在背后提醒谁是东家。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中国应当成为规则制定者，而不仅仅是规则遵循者。5
5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大国政治的代价”，智慧伙伴关系系列，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3月14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 content-series/smart-partnerships/the-price-of-great-power-politics/.
即使东亚国家尚未对美国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但只要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首脑对中国“崛起”的正当性存在争议，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将举步维艰。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不同的叙述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北京将AI及其他新兴技术视为维护国内稳定和提高防御能力的重要工具，而美国决策者的压力与日俱增，并考虑在“为时已晚”之前对北京采取强硬措施。此外，美国更呼吁欧洲其他民主国家拒绝与中国进行技术领域的接触。这不仅令欧洲参与者难以置信，更使其担心可能失控的大国竞争局面。
尽管随后进行了中美贸易谈判与和解，但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围绕AI及其他新兴技术的紧张局势有所加剧。中国做出对半自治的香港特別行政区实施新国家安全法的决定后，作为回应，特朗普政府宣布采取报复措施，限制中国留学生和研究学者赴美国大学学习部分学科。6此外，美国一直在打压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并继续对友敌使用威胁手段，禁止在建立各自5G网络的过程中接受中国科技公司的援助。除对华为的限制外，特朗普政府还彻底禁止了一批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开展业务。7
6爱德华·王（Edward Wong）和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E. Barnes），“美国将驱逐与中国军校有关联的研究生”，《纽约时报》，2020年5月28日，https://www.nytimes.com/2020/05/28/us/politics/china-hong-kong-trump-student-visas.html.
7尼古拉斯·里维罗（Nicolás Rivero），“特朗普禁止TikTok与微信-下一步呢？”，《石英》，2020年9月18日，https://qz.com/1905706/trump-ba
nned-tiktok-and-wechat- what-now/.
不出所料，中国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一致对美国的立场表示强烈反对，并在多个圆桌会议上强调美国“不健全的人权记录”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内政的“非法干涉”。[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动荡关头的技术合作”，智慧伙伴关系系列，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3月14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 org/content-series/smart-partnerships/tech-cooperation-at-a-precarious-junction/.]事实上，我们采访的大多数中国官员均强调，其不赞成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脱钩。尽管有消息称，中国决策界中的部分人士对脱钩表示欢迎，因为这有助于北京找出国内系统的薄弱点，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第三方不愿站队
国际科学家、学者、商界人士和智库代表对这场激烈的争论均感到震惊，特别是在巴黎会议上，他们不仅强调了在AI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同时担心广泛竞争产生的负外部性。举例来说，在柏林研讨会上的德国专家甚至同意中国的观点，即过去四年以来，全球体系的变幻叵测并非由中国造成，而应归因于美国及其摇摆不定的特朗普政府。
历来欧洲大陆从自由国际秩序中受益匪浅，其对经济脱钩的走势可谓是极度担忧。特别是德国，由于面临被迫站队，其在决策圈中表现的情绪愈加恐慌。9目前，中国已开始着手制定与国际标准不相符的指导方针，如，欧洲制造的计算机销往中国市场，必须内置中国生产的控制程序（CPM）。这说明国家安全问题和市场准入愿望之间的艰难权衡。
9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Christiane Hoffmann）等人，“默克尔与欧盟陷入中美之间的两难境地”，《明镜周刊》，2020年6月4日，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a-foreign-policy-conundrum-merkel-and-the-eu-trapped-between-china-and-the-u-s-a-cd315338-7268-4786-8cf7-dc302c192e5d.
此外，许多人担心美式和平（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安定和平）之后将会如何发展，特别是考虑到实现全球安全一直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工作。在布鲁塞尔和柏林圆桌会议上，经详细讨论，欧盟达成一致的方法是，即欧洲可充当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以某种方式缓解日益加剧的竞争。如此，欧盟若想继续在全球最大、最富裕的市场开展业务，就必须利用欧洲的市场力量来设定国际准则，并要求其他国家必须遵守。欧盟隐私法（又称GDPR法）便是很好的成功案例。此外，与中国的国家掌控和美国的自由市场发展不同，欧洲大陆国家拥有专业技术和基础设施（人才、高校、法规），可另辟蹊径，开发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0
10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智慧伙伴关系系列，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3月14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 smart-partnerships/europes-third-way/.
专家表示，中国是欧洲的一个复杂伙伴，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层经历合作、竞争，甚至是对抗。不久前，欧盟将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11，与美国相似，欧洲成员国担心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及收购持有敏感技术的西方公司。然而泾渭分明的方法并不存在，特别是考虑到部分成员国存在经济依赖。即使需要对经济纽带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欧洲也会始终默认合作。中国可能注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并继续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但绝大多数对话者仍将德国与欧盟完全视为融入西方体系的一部分。为取得平衡，部分人士支持欧洲在与中国交往时采取的“3M”概念：即多边主义、非军国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穆勒·卡勒（Mueller-Kaler），“欧洲的第三条道路”]
11安德鲁·斯莫尔（Andrew Small），“系统性竞争的意义：后疫情时代的欧洲与中国”，欧洲外交关系协会，2020年5月13日，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_meaning_of_systemic_rivalry_europe_and_china_beyond_the_pandemic/.
欧洲的障碍
在系统数据收集方面，西方私营公司比中国科技巨头面临的困难更多，几乎无任何分歧。因此，经济学家与技术专家担心欧洲能否在隐私权限制与蓬勃发展的技术经济间协调一致。逻辑很简单，为与时俱进，公司必须使用可获取的数据来开发AI系统，这便是欧盟为何愈发注重推动数据流的需求，近期与日本签署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便是例证。
柏林圆桌会议吸纳了更多私营部门代表的参与，人们普遍更加担心欧洲在全球AI角逐中落后。对于欧洲领先经济体中的德国企业家而言，缺乏必要的欧盟资金，成员国之间互不统一，以及难以进行数据收集和应用的环境，统统表明欧洲未充分发挥其潜力。与美国不同，欧洲并未重视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审查新兴技术的熟练程度，并且这种现状才刚刚开始发生缓慢改变。但是许多人一致认为，若欧盟不对新兴技术彻底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立场，可能进一步加深其对外部参与者的依赖。
然而，就科技政策与中国政策之间的协调而言，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分歧令这项工作举步维艰。考虑到中国的投资令欧盟南部及东部成员国的经济受益匪浅，更帮助其渡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难关，这一现况不足为奇。除地理上的分歧外，还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尽管一些人士认为，欧洲应当从更多的合作视角审视中国，将这种关系理解为良性竞争；另一些更为挑剔且谨慎行事的人士则强调将算法与民主和自由规范相融合的重要性。[ 同上]
两极世界的合作
鉴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各国讨论中常不可避免地提及一个事实：为规避灾难，即使是竞争对手也必须合作。这便是为何与会人员，尤其是欧洲圆桌会议的参与者热衷于寻求可缓解紧张局势的领域，从而帮助在对立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互信。法国领导人在强调当前挑战的全球性时，援引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进程中学到的教训。据称，通过专家层面的磋商，可帮助建立一个关于AI革命危害与益处的普遍认可的基准。这样公认的现代技术总体效应可使决策者了解所需的监管步骤，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负外部性，并使潜在利益最大化。一旦有关AI和各种现代新兴技术有了一致认同的基准，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单个国家和多边组织，或欧盟等区域组织，便可根据需要，从社会、经济、数据和道德保护等方面进行协调。
但是，合作需从国内层面开展，首先在政府、公司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对AI和相关技术的信任和信心。通常情况是，由于担心工作安全、个人隐私和未来工作，公众信任难以存在。为扭转这种负面的公众认知，政府和私营公司应当分享在运用AI方面的失败和成功经历。为建立公众信任做出的监管工作需通过实验来实践，通过与其他地方的实践尝试进行比较，可汲取经验。通过分享多方努力的成果，可帮助建立国际准则，定义游戏规则，防范冲突升级，并促进社会需求与新技术应用相协调。
通过为所有“玩家”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以及通力协作，可帮助进一步消除在全球AI角逐中落后的担忧。欧洲圆桌会议的参与者格外提倡这种方法，而中美对话者则强调，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缓和当下竞争局势更为重要。有趣的是，尽管许多西方国家认为这将扼杀创新并阻碍经济增长，但是为该项目做出贡献的中国官员对开发监管框架持开放态度。
中国的闪烁其词
从更广义的角度上讲，北京的对话者强调，国际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向来很重要，暗指成功的创新成果和AI进步多来自国际研究合作。至少在书面形式上，中国的八项AI原则强调协作、知识共享和对开源方法的依赖。[罗兰德·拉斯凯（Lorand Laskai）和格拉汉姆·韦伯斯特（Graham Webster），“翻译：中国专家组为‘负责任的AI’发布‘治理原则’”，《新美国》，2019年6月17日，https://www.newamerica.org/cybersecurity-initiative/digichina/blog/translation-chinese-expert-group-offers-governance-principles-responsible-ai/.]有人也许会质疑这项声明的诚意，但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发表的类似的AI声明表明，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建立一个潜在的基准。在这方面，中国将201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视为一个里程碑，至少标志着就AI指导原则达成了全球共识。15
15《G20贸易和数字经济部长宣言》，2019年6月，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86596.pdf.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中国专家建议，无论双边紧张局势如何加剧，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可以促成合作的一致观点。据称，两国均重视人才和科研，因此该项目的贡献者认为，两国政府可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联合投资和/或制定对AI应用具有约束力的政治指导方针，从而确保完善公众应用。16科技界人士继续强调开源社区的重要性，许多中国组织依旧热衷于与国际和美国实体（如智库或大学）合作，这些均是为未来政府间对话奠定基础而必须开放的渠道。许多人一致认为，鉴于现代技术已超越了大多数国家和国际实体的监管能力，无论如何，分散化治理仍是关键，从长远来看，民间组织之间的对话可以促成政府合作。即使无需相互独立的治理，由于新技术的两用能力不断增长，加上全球网络监管的混乱状况，建立良好且可靠的框架日益变得复杂。坦率而言，留给世界的时间不多了。
16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脱钩的危险”，智慧伙伴关系系列，2020年3月14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smart- partnerships/the-dangers-of-decoupling/.
对AI外部性的担忧
毋庸置疑，新兴技术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年间愈发凸显，然而围绕AI进行大肆宣传时仍需谨慎。时至今日，技术依然是一种工具，在短时间内其应用无法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当然，低估技术革命并非正确的前进道路，在中国圆桌会议上，发言人提出AI应用将产生与互联网格外相似的影响，一方面扰乱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创造巨大的市场。在未来几十年中，努力降低风险、发掘机遇将是面临的主要挑战，因为社会紧张局势的出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中国政府每年创造约1,6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许多并非出于商业目的。随着非技术性工种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为维持社会和平，这一数字或将被迫增加。17
抛开社会外部性，中国对大数据的广泛获取使其在开发智能算法时享有重要优势。而在西方国家，公众对隐私、民主责任制的渴求以及公私部门之间明确的区分阻碍了技术企业对大数据的获取。举例来说，由于印度缺乏基础设施和数据监管，软件工程师不得不采用欧洲或美国的数据集来进行算法开发，这为AI应用与本地条件的匹配增加了难度。在印度圆桌会议上，医疗保健专家还谈到了在本行业缺乏对AI开发与应用的经济激励措施。在发达经济体中，一直以来市场条件（如高昂的劳动力成本）是开发由AI驱动的自动化系统的源动力。而在遍布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同样的激励措施并不适用，并且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缺乏市场驱动的情况下，印度国家主管部门需寻找激励AI开发的办法，从而改善服务，确保印度有能力将其庞大的软件产业融入全球经济。19
17同上
18阿比纳夫·维尔马（Abhinav Verma）等人，“为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医疗保健AI构建协作生态系统”，GeoTech Cues，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8月27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smart-partnerships/building-a-collaborative-ecosystem-for-ai-in-healthcare-in-low-and- middle-income-economies/.
19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人工智能——变革的加速器？”，智慧伙伴关系系列，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6月16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 commentary/ai-an-accelerator-of-change/.
印度对数字主权的追求
为在中美模式之间探索前进，印度还借鉴了欧洲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发展数字主权的概念，同时降低大国竞争带来的负外部性。尽管一些人士认为，目前是在地缘政治角逐中选择站队的恰当时机，但许多印度专家并不赞同未来投资决策将是二元选择的看法。20并且，对中国的怀疑情绪仍在上升。尽管印度直到最近才乐于接纳中国资金，但鉴于中印关系日趋紧张，加之印度最大邻国的影响力扩大，人们对安全的担忧与日俱增。尽管中国公司在印度的数字空间内已拥有较大的发言权，但目前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尚待实现，这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类似。
与会者在印度圆桌会议上提出了另一个引人思考的想法，即建议修改国际法，并调整各国对私人数据所有权的管辖权。类似于欧盟的GDPR法，印度的参与者表达了对维护普遍个人隐私权的需求，并表示无论数据的地理位置、国家主权和管辖权如何，均允许二手数据所有权的存在。这将确保消费者拥有其个人信息的一手所有权，同时承认各国政府的二手所有权。
20同上
技术为善
通过聚焦医疗保健、食品安全、农业、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全球AI竞争格局或将大有不同，政治竞争性亦将削弱。在非洲的圆桌会议上，讨论的核心围绕如何将现代技术更多地服务于更广泛的全球利益。与会者强调，目前AI应用尚未受到广泛的法律制度限制，但这正是机会和挑战所在。事实上，一些非洲国家可以作为AI应用的理想测试平台。然而，若无框架、数字基础设施或法律法规，这个完全开放的竞争环境将缺乏可靠的安全措施以及必要的消费者保护措施，这也正是政府部门需要关注的风险所在。21
21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能否推动非洲发展？”，智慧伙伴关系系列，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7月1日，https://www. 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smart-partnerships/can-ai-and-emerging-tech-boost-african-development/.
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是缺少监管框架，这也突显了一个事实，即非洲国家在制定法律和法规方面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从印度汲取的教训类似，能力建设对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开发应对发展挑战的潜在应用至关重要。整个非洲大陆的各个国家均需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从而了解动态环境以及未来广泛的AI应用。总体而言，考虑到有利的人口状况，并且新冠肺炎疫情在非洲似乎并未造成如其他国家一样的毁灭性冲击，相信非洲社会可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自身优势。
应对全球挑战的智慧伙伴关系
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特别是在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建立智慧伙伴关系，对确保利用AI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AI领域的非洲科学家利用博弈论模型帮助利益相关者寻找应对新兴技术的关联政策，并通过收集数据进行本地化或区域化。非洲贡献者谈及现代技术已和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入紧密对接时无比骄傲。举几个例子，卢旺达政府与Zipline22公司合作，通过无人机管理毒品和血液测试；Zindi是非洲第一个数据科学竞赛平台，其根据最佳实践，为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解决面临的特定挑战提供机会；Lydia公司利用熟练开发的算法取代传统且繁复的财务筛查，帮助小型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信贷，从而弥合了非洲市场广泛存在的信贷缺口；在整个非洲大陆，现代技术同样被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23当然，缩小期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是面临的最大挑战。若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和政府政策，我们有理由相信，非洲国家可以加快行动，探索利用新兴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在未来建立更多的技术中心。
22 Zipline是一家无人机交付公司，该公司专门分发重要医疗用品。
23《非洲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数字解决方案》，欧洲投资银行，2020年7月，https://www.eib.org/attachments/country/africa_s_digital_solutions_ to_tackle_covid_19_en.pdf.
未来的AI世界场景
于决策者、非政府行为者和私营公司而言，预测未来的危机并从中发掘机遇，是其重要工作之一。正因如此，情景分析是一项重要工具。其可以帮助参与者衡量未来的可能性，制定改变技术发展轨迹的政策。根据讨论组观察到的主要趋势，本报告提出以下三种未来场景，旨在帮助辨析是非利害关系，抛砖引玉，激发有关未来的思考。
1)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为社会和经济带来持续冲击，不平等的世界或将成为常态。在未来，新兴技术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加剧分歧和不平等，而非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政府忙于了解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因而未能主动应对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由于政府缺乏提高教育和技能水平投资所需的资源，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政府做出的努力。而随着国内机遇的枯竭，越来越多的印度AI开发商已经移民至美国和欧洲，尽管移民政策收紧，但欧美国家对其专业知识的需求仍在增加。留在国内的人员以利为先，为西方公司客户开发应用程序，造成经济与社会的两级分化。面对医疗和经济危机的叠加后果，政府不具备足够的带宽推进数据共享法规的实施，因而无法推动负责任的AI应用与开发进程。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低技能工人受到的打击最大。随着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企业为提升利润率，试图进一步实现自动化。与此同时，基于AI的自动化正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越来越多的熟练专业人士对局势混乱和工作不安全感到担忧。对一部分幸运的人而言，人机伙伴关系将加入综合算法。但在新冠疫情当下，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许多人将亲眼见证自己的职业日渐消失。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AI角逐仍在上演，但尚未达到全面取消双方合作的程度。由于国内动荡不断加剧，两国选择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国际规范的制定主要由欧盟引领，且建立在GDPR法隐私标准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则推动如自动化武器等两用AI技术的国际监管。二十国集团为AI前端的安全和安保制定了基准，以期规避早期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未来网络安全问题。由于电子商务的规范与标准制定和基于AI的技术日益增多，太平洋地区以外的更多国家正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然而竞争依然存在，美国与欧洲担心中国的5G技术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展。一旦美国开发的ORAN软件取得竞争力，便会削弱华为在中国市场以外诸多国家的吸引力，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AI技术的投资，以巩固其传统的领导地位。
2)中美两国的竞争不仅聚焦数据和AI，更抹杀了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此谓两极世界。欧洲和亚洲国家被迫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选择站队，同时拼命发展自己的数字主权。美国公开且私下宣布，其他国家采用中国5G不仅意味着可能失去美国的情报援助，还意味着潜在的经济或安全伙伴关系的告终。美国更威胁道，倘若欧洲、日本、韩国、中东和印度的科技公司不停止与中国和俄罗斯同行的合作，这些国家将受到进一步的（二级）制裁。东南亚国家出于经济原因，拒绝了美国的非难，选择向中国靠拢。同时，欧盟试图反击，但在保护其企业免受美国惩罚性措施影响方面取得的成功一言难尽。目前，海湾国家通过向东亚出口大量石油与华盛顿抗衡，尽管它们尚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拜登政府坚持继续脱钩，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其后果是加剧大国竞争。
中国通过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和其他领域的援助力度，笼络了其中大部分国家。其余国家希望保持中立，不参与中美对抗，但如果这些国家失去美国或中国的技术援助，便有可能在技术上落后。知识的自由流动受到新防火墙的阻碍，而这些防火墙是由中美两国树立的。中国留学生被挤出西方学府，全球创新进程放缓，也成为日益增长的安全担忧之一。AI的发展越发注重军事用途和量子领域，竞争各方均志在拔得头筹。在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中，多边机构的权力进一步丧失，复杂的技术改革依旧希望渺茫。去全球化成为新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
3)自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伴随着大规模的中美对抗，世界各地逐步兴起多边复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中美两国从悬崖边各退一步，意识到彼此之间无限制的、全方位的竞争可能导致互相伤害，酿成灾难性后果。技术成为逐步加强合作的领域，通过高级别代表团互访等措施建立信心，帮助构建互信。多边协议重新谈判，中美两国就复杂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展开合作，国际AI监管框架获得通过。两个超级大国在技术开发领域的透明度由此增加。美国欢迎中国研究人员重返美国，中国亦允许美国学者在部分中国研究所工作。与苏联的军备控制协议类似，华盛顿和北京开始就自主武器系统的标准以及现代技术部署的道德、安全和隐私准则展开谈判，随后将有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谈判。这些商定的规则和监管标准将推动包括在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研发进程和新技术的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竞争与对抗造成了惨重代价，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的经济衰退，中产阶级陷入贫困，政治动荡无处不在。全球化新阶段的序幕正缓缓拉开，且无回头之路。规则与公正的监管将推动全球贸易，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征税也将拉动国家实力的增长。中美两国为确保面向全球的通用5G技术的开发做出共同努力，促使发展中国家迈入新时代，共享物联网（IoT）的优势。与此同时，为缓解资源短缺而采取的措施推动更加安全、更有保障的城市化进程。绿色技术更加普及，AI实现的生物学突破促进粮食供应增加，医疗水平和疾病预防提高。新兴市场的技术研究人员可以获得国际数据和专业知识，从而根据本国特殊需求并结合国情，开发相应的应用程序。
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循环
来源：鲍勃·斯瓦卢普（Bob Swarup），《宏观事务》（Macro Matters），Camdor全球顾问（Camdor Global Advisors），2015年7月。
合理的担忧
有人认为，社会的潜在动荡和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会激励政府合作，从而降低负外部性，最大限度地增加机会，实现多边复兴。然而，现实的发展方向似乎恰恰相反。圆桌会议的参与者发出警告称，科技领域或将爆发新一轮的冷战。随着紧张局势加剧，合作减少，世界正走向地缘政治两极分化，冲突爆发可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新冷战时代：特朗普、习近平和对抗不断加剧的中美关系”，《金融时报》，2020年10月5日，https://www.ft.com/ content/7b809c6a-f733-46f5-a312-9152aed28172.]在经济相互交织的全球化时代，脱钩不仅会令企业遭受冲击，尤其是对于面向出口的国家，并且会阻碍科学交流产生的收益，将未来数十年的发展置于危险境地。
尽管企业、慈善机构和其他非政府行为者渴望参与并引领技术合作，但同时须勇于直面政治风暴，并付出艰巨努力。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场辩论的潜在意识形态化和证券化。一旦决策者从国家安全和政治霸权的角度考量科技问题，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将难以开展，落地实施更是难上加难。随着AI和其他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剩余的时间也在一点点流逝。许多对话者担心，人类可能要经历一场灾难，方能意识到背后潜在的颠覆性影响以及国际监管的必要性。诚然，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预测只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但无论如何，构建智慧伙伴关系在很大意义上可以帮助应对全球挑战，并为多边复兴奠定基础，使技术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并引领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资料来源：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ssue/politics-diplomacy/，编译：王妍，李军平，冯翔）
事实上，在对话过程中，政治风向似乎已经发生反转，美国在对华政策和国际合作领域的双赢已改写为双输局面。全球化首当其冲，沦为主要受害者。爱德华·卢斯（Ed Luce）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写到了去年召开的巴黎会议1，不吝笔墨地表示了对日趋激烈的中美竞争的担忧，以及世界各国不愿站队，转而拼命发展独立数字主权的现况。
1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特朗普政府对美中脱钩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金融时报》，2019年9月19日，https://www.ft.com/content/27b0a5e2-dab6- 11e9-8f9b-77216ebe1f17.
尽管如此，多地仍持乐观态度。参与研讨会的人们普遍认为AI及其他新兴技术对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虽然发达经济体通过集成现代技术获取了巨大收益，而欠发达社会若无法运用此类技术，则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内部的任何民族、种族或少数群体都不应沦为弱势群体，在理想情况下，新技术应成为削弱阶级分化而非加剧分化的工具。为顺利实现这一进步，全球、各国和区域之间与内部需开展合作。尽管各方的目标和原则积极一致，但在商定建立一致的AI监管框架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依旧渺茫，更何况全球治理体系承担着巨大压力。
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
世界秩序之所以混乱，主要在于对新兴技术的怀疑和不信任。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不断高涨，意见领袖针对北京采用盗窃或从美国公司强迫移交技术的方式获取知识产权（IP）的发声在西方世界迷惑众生。2此外，华盛顿的许多决策者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的传统领导角色构成威胁。3全球化与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恰逢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衰落以及公众对美国全球参与的疲劳，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的不满。4
2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美国国务院，2020年7月23日，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 free-worlds-future/.
3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论中国如何威胁美国民主”，《外交》，2020年10月21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china/2020-10-21/how-china-threatens-american-democracy.
4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世界秩序的终结”，《外交》，2019年1/2月，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12-11/how-world-order- ends.
另一方面，中国对话者认为，美国当前意在利用这些指控推翻中国，并否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地位。在柏林研讨会上，一位中国专家解释道，北京的决策者以及大部分民众从未提及中国“崛起”，而是称之为“复兴”。隐喻地讲，中国已有资格跻身游戏主场，却有人在背后提醒谁是东家。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中国应当成为规则制定者，而不仅仅是规则遵循者。5
5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大国政治的代价”，智慧伙伴关系系列，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3月14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 content-series/smart-partnerships/the-price-of-great-power-politics/.
即使东亚国家尚未对美国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但只要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首脑对中国“崛起”的正当性存在争议，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将举步维艰。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不同的叙述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北京将AI及其他新兴技术视为维护国内稳定和提高防御能力的重要工具，而美国决策者的压力与日俱增，并考虑在“为时已晚”之前对北京采取强硬措施。此外，美国更呼吁欧洲其他民主国家拒绝与中国进行技术领域的接触。这不仅令欧洲参与者难以置信，更使其担心可能失控的大国竞争局面。
尽管随后进行了中美贸易谈判与和解，但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围绕AI及其他新兴技术的紧张局势有所加剧。中国做出对半自治的香港特別行政区实施新国家安全法的决定后，作为回应，特朗普政府宣布采取报复措施，限制中国留学生和研究学者赴美国大学学习部分学科。6此外，美国一直在打压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并继续对友敌使用威胁手段，禁止在建立各自5G网络的过程中接受中国科技公司的援助。除对华为的限制外，特朗普政府还彻底禁止了一批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开展业务。7
6爱德华·王（Edward Wong）和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E. Barnes），“美国将驱逐与中国军校有关联的研究生”，《纽约时报》，2020年5月28日，https://www.nytimes.com/2020/05/28/us/politics/china-hong-kong-trump-student-visas.html.
7尼古拉斯·里维罗（Nicolás Rivero），“特朗普禁止TikTok与微信-下一步呢？”，《石英》，2020年9月18日，https://qz.com/1905706/trump-ba
nned-tiktok-and-wechat- what-now/.
不出所料，中国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一致对美国的立场表示强烈反对，并在多个圆桌会议上强调美国“不健全的人权记录”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内政的“非法干涉”。[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动荡关头的技术合作”，智慧伙伴关系系列，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3月14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 org/content-series/smart-partnerships/tech-cooperation-at-a-precarious-junction/.]事实上，我们采访的大多数中国官员均强调，其不赞成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脱钩。尽管有消息称，中国决策界中的部分人士对脱钩表示欢迎，因为这有助于北京找出国内系统的薄弱点，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第三方不愿站队
国际科学家、学者、商界人士和智库代表对这场激烈的争论均感到震惊，特别是在巴黎会议上，他们不仅强调了在AI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同时担心广泛竞争产生的负外部性。举例来说，在柏林研讨会上的德国专家甚至同意中国的观点，即过去四年以来，全球体系的变幻叵测并非由中国造成，而应归因于美国及其摇摆不定的特朗普政府。
历来欧洲大陆从自由国际秩序中受益匪浅，其对经济脱钩的走势可谓是极度担忧。特别是德国，由于面临被迫站队，其在决策圈中表现的情绪愈加恐慌。9目前，中国已开始着手制定与国际标准不相符的指导方针，如，欧洲制造的计算机销往中国市场，必须内置中国生产的控制程序（CPM）。这说明国家安全问题和市场准入愿望之间的艰难权衡。
9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Christiane Hoffmann）等人，“默克尔与欧盟陷入中美之间的两难境地”，《明镜周刊》，2020年6月4日，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a-foreign-policy-conundrum-merkel-and-the-eu-trapped-between-china-and-the-u-s-a-cd315338-7268-4786-8cf7-dc302c192e5d.
此外，许多人担心美式和平（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安定和平）之后将会如何发展，特别是考虑到实现全球安全一直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工作。在布鲁塞尔和柏林圆桌会议上，经详细讨论，欧盟达成一致的方法是，即欧洲可充当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以某种方式缓解日益加剧的竞争。如此，欧盟若想继续在全球最大、最富裕的市场开展业务，就必须利用欧洲的市场力量来设定国际准则，并要求其他国家必须遵守。欧盟隐私法（又称GDPR法）便是很好的成功案例。此外，与中国的国家掌控和美国的自由市场发展不同，欧洲大陆国家拥有专业技术和基础设施（人才、高校、法规），可另辟蹊径，开发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0
10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智慧伙伴关系系列，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3月14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 smart-partnerships/europes-third-way/.
专家表示，中国是欧洲的一个复杂伙伴，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层经历合作、竞争，甚至是对抗。不久前，欧盟将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11，与美国相似，欧洲成员国担心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及收购持有敏感技术的西方公司。然而泾渭分明的方法并不存在，特别是考虑到部分成员国存在经济依赖。即使需要对经济纽带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欧洲也会始终默认合作。中国可能注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并继续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但绝大多数对话者仍将德国与欧盟完全视为融入西方体系的一部分。为取得平衡，部分人士支持欧洲在与中国交往时采取的“3M”概念：即多边主义、非军国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穆勒·卡勒（Mueller-Kaler），“欧洲的第三条道路”]
11安德鲁·斯莫尔（Andrew Small），“系统性竞争的意义：后疫情时代的欧洲与中国”，欧洲外交关系协会，2020年5月13日，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_meaning_of_systemic_rivalry_europe_and_china_beyond_the_pandemic/.
欧洲的障碍
在系统数据收集方面，西方私营公司比中国科技巨头面临的困难更多，几乎无任何分歧。因此，经济学家与技术专家担心欧洲能否在隐私权限制与蓬勃发展的技术经济间协调一致。逻辑很简单，为与时俱进，公司必须使用可获取的数据来开发AI系统，这便是欧盟为何愈发注重推动数据流的需求，近期与日本签署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便是例证。
柏林圆桌会议吸纳了更多私营部门代表的参与，人们普遍更加担心欧洲在全球AI角逐中落后。对于欧洲领先经济体中的德国企业家而言，缺乏必要的欧盟资金，成员国之间互不统一，以及难以进行数据收集和应用的环境，统统表明欧洲未充分发挥其潜力。与美国不同，欧洲并未重视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审查新兴技术的熟练程度，并且这种现状才刚刚开始发生缓慢改变。但是许多人一致认为，若欧盟不对新兴技术彻底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立场，可能进一步加深其对外部参与者的依赖。
然而，就科技政策与中国政策之间的协调而言，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分歧令这项工作举步维艰。考虑到中国的投资令欧盟南部及东部成员国的经济受益匪浅，更帮助其渡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难关，这一现况不足为奇。除地理上的分歧外，还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尽管一些人士认为，欧洲应当从更多的合作视角审视中国，将这种关系理解为良性竞争；另一些更为挑剔且谨慎行事的人士则强调将算法与民主和自由规范相融合的重要性。[ 同上]
两极世界的合作
鉴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各国讨论中常不可避免地提及一个事实：为规避灾难，即使是竞争对手也必须合作。这便是为何与会人员，尤其是欧洲圆桌会议的参与者热衷于寻求可缓解紧张局势的领域，从而帮助在对立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互信。法国领导人在强调当前挑战的全球性时，援引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进程中学到的教训。据称，通过专家层面的磋商，可帮助建立一个关于AI革命危害与益处的普遍认可的基准。这样公认的现代技术总体效应可使决策者了解所需的监管步骤，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负外部性，并使潜在利益最大化。一旦有关AI和各种现代新兴技术有了一致认同的基准，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单个国家和多边组织，或欧盟等区域组织，便可根据需要，从社会、经济、数据和道德保护等方面进行协调。
但是，合作需从国内层面开展，首先在政府、公司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对AI和相关技术的信任和信心。通常情况是，由于担心工作安全、个人隐私和未来工作，公众信任难以存在。为扭转这种负面的公众认知，政府和私营公司应当分享在运用AI方面的失败和成功经历。为建立公众信任做出的监管工作需通过实验来实践，通过与其他地方的实践尝试进行比较，可汲取经验。通过分享多方努力的成果，可帮助建立国际准则，定义游戏规则，防范冲突升级，并促进社会需求与新技术应用相协调。
通过为所有“玩家”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以及通力协作，可帮助进一步消除在全球AI角逐中落后的担忧。欧洲圆桌会议的参与者格外提倡这种方法，而中美对话者则强调，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缓和当下竞争局势更为重要。有趣的是，尽管许多西方国家认为这将扼杀创新并阻碍经济增长，但是为该项目做出贡献的中国官员对开发监管框架持开放态度。
中国的闪烁其词
从更广义的角度上讲，北京的对话者强调，国际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向来很重要，暗指成功的创新成果和AI进步多来自国际研究合作。至少在书面形式上，中国的八项AI原则强调协作、知识共享和对开源方法的依赖。[罗兰德·拉斯凯（Lorand Laskai）和格拉汉姆·韦伯斯特（Graham Webster），“翻译：中国专家组为‘负责任的AI’发布‘治理原则’”，《新美国》，2019年6月17日，https://www.newamerica.org/cybersecurity-initiative/digichina/blog/translation-chinese-expert-group-offers-governance-principles-responsible-ai/.]有人也许会质疑这项声明的诚意，但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发表的类似的AI声明表明，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建立一个潜在的基准。在这方面，中国将201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视为一个里程碑，至少标志着就AI指导原则达成了全球共识。15
15《G20贸易和数字经济部长宣言》，2019年6月，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86596.pdf.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中国专家建议，无论双边紧张局势如何加剧，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可以促成合作的一致观点。据称，两国均重视人才和科研，因此该项目的贡献者认为，两国政府可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联合投资和/或制定对AI应用具有约束力的政治指导方针，从而确保完善公众应用。16科技界人士继续强调开源社区的重要性，许多中国组织依旧热衷于与国际和美国实体（如智库或大学）合作，这些均是为未来政府间对话奠定基础而必须开放的渠道。许多人一致认为，鉴于现代技术已超越了大多数国家和国际实体的监管能力，无论如何，分散化治理仍是关键，从长远来看，民间组织之间的对话可以促成政府合作。即使无需相互独立的治理，由于新技术的两用能力不断增长，加上全球网络监管的混乱状况，建立良好且可靠的框架日益变得复杂。坦率而言，留给世界的时间不多了。
16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脱钩的危险”，智慧伙伴关系系列，2020年3月14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smart- partnerships/the-dangers-of-decoupling/.
对AI外部性的担忧
毋庸置疑，新兴技术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年间愈发凸显，然而围绕AI进行大肆宣传时仍需谨慎。时至今日，技术依然是一种工具，在短时间内其应用无法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当然，低估技术革命并非正确的前进道路，在中国圆桌会议上，发言人提出AI应用将产生与互联网格外相似的影响，一方面扰乱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创造巨大的市场。在未来几十年中，努力降低风险、发掘机遇将是面临的主要挑战，因为社会紧张局势的出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中国政府每年创造约1,6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许多并非出于商业目的。随着非技术性工种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为维持社会和平，这一数字或将被迫增加。17
抛开社会外部性，中国对大数据的广泛获取使其在开发智能算法时享有重要优势。而在西方国家，公众对隐私、民主责任制的渴求以及公私部门之间明确的区分阻碍了技术企业对大数据的获取。举例来说，由于印度缺乏基础设施和数据监管，软件工程师不得不采用欧洲或美国的数据集来进行算法开发，这为AI应用与本地条件的匹配增加了难度。在印度圆桌会议上，医疗保健专家还谈到了在本行业缺乏对AI开发与应用的经济激励措施。在发达经济体中，一直以来市场条件（如高昂的劳动力成本）是开发由AI驱动的自动化系统的源动力。而在遍布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同样的激励措施并不适用，并且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缺乏市场驱动的情况下，印度国家主管部门需寻找激励AI开发的办法，从而改善服务，确保印度有能力将其庞大的软件产业融入全球经济。19
17同上
18阿比纳夫·维尔马（Abhinav Verma）等人，“为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医疗保健AI构建协作生态系统”，GeoTech Cues，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8月27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smart-partnerships/building-a-collaborative-ecosystem-for-ai-in-healthcare-in-low-and- middle-income-economies/.
19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人工智能——变革的加速器？”，智慧伙伴关系系列，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6月16日，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 commentary/ai-an-accelerator-of-change/.
印度对数字主权的追求
为在中美模式之间探索前进，印度还借鉴了欧洲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发展数字主权的概念，同时降低大国竞争带来的负外部性。尽管一些人士认为，目前是在地缘政治角逐中选择站队的恰当时机，但许多印度专家并不赞同未来投资决策将是二元选择的看法。20并且，对中国的怀疑情绪仍在上升。尽管印度直到最近才乐于接纳中国资金，但鉴于中印关系日趋紧张，加之印度最大邻国的影响力扩大，人们对安全的担忧与日俱增。尽管中国公司在印度的数字空间内已拥有较大的发言权，但目前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尚待实现，这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类似。
与会者在印度圆桌会议上提出了另一个引人思考的想法，即建议修改国际法，并调整各国对私人数据所有权的管辖权。类似于欧盟的GDPR法，印度的参与者表达了对维护普遍个人隐私权的需求，并表示无论数据的地理位置、国家主权和管辖权如何，均允许二手数据所有权的存在。这将确保消费者拥有其个人信息的一手所有权，同时承认各国政府的二手所有权。
20同上
技术为善
通过聚焦医疗保健、食品安全、农业、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全球AI竞争格局或将大有不同，政治竞争性亦将削弱。在非洲的圆桌会议上，讨论的核心围绕如何将现代技术更多地服务于更广泛的全球利益。与会者强调，目前AI应用尚未受到广泛的法律制度限制，但这正是机会和挑战所在。事实上，一些非洲国家可以作为AI应用的理想测试平台。然而，若无框架、数字基础设施或法律法规，这个完全开放的竞争环境将缺乏可靠的安全措施以及必要的消费者保护措施，这也正是政府部门需要关注的风险所在。21
21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Kaler），“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能否推动非洲发展？”，智慧伙伴关系系列，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7月1日，https://www. 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smart-partnerships/can-ai-and-emerging-tech-boost-african-development/.
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是缺少监管框架，这也突显了一个事实，即非洲国家在制定法律和法规方面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从印度汲取的教训类似，能力建设对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开发应对发展挑战的潜在应用至关重要。整个非洲大陆的各个国家均需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从而了解动态环境以及未来广泛的AI应用。总体而言，考虑到有利的人口状况，并且新冠肺炎疫情在非洲似乎并未造成如其他国家一样的毁灭性冲击，相信非洲社会可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自身优势。
应对全球挑战的智慧伙伴关系
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特别是在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建立智慧伙伴关系，对确保利用AI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AI领域的非洲科学家利用博弈论模型帮助利益相关者寻找应对新兴技术的关联政策，并通过收集数据进行本地化或区域化。非洲贡献者谈及现代技术已和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入紧密对接时无比骄傲。举几个例子，卢旺达政府与Zipline22公司合作，通过无人机管理毒品和血液测试；Zindi是非洲第一个数据科学竞赛平台，其根据最佳实践，为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解决面临的特定挑战提供机会；Lydia公司利用熟练开发的算法取代传统且繁复的财务筛查，帮助小型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信贷，从而弥合了非洲市场广泛存在的信贷缺口；在整个非洲大陆，现代技术同样被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23当然，缩小期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是面临的最大挑战。若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和政府政策，我们有理由相信，非洲国家可以加快行动，探索利用新兴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在未来建立更多的技术中心。
22 Zipline是一家无人机交付公司，该公司专门分发重要医疗用品。
23《非洲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数字解决方案》，欧洲投资银行，2020年7月，https://www.eib.org/attachments/country/africa_s_digital_solutions_ to_tackle_covid_19_en.pdf.
未来的AI世界场景
于决策者、非政府行为者和私营公司而言，预测未来的危机并从中发掘机遇，是其重要工作之一。正因如此，情景分析是一项重要工具。其可以帮助参与者衡量未来的可能性，制定改变技术发展轨迹的政策。根据讨论组观察到的主要趋势，本报告提出以下三种未来场景，旨在帮助辨析是非利害关系，抛砖引玉，激发有关未来的思考。
1)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为社会和经济带来持续冲击，不平等的世界或将成为常态。在未来，新兴技术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加剧分歧和不平等，而非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政府忙于了解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因而未能主动应对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由于政府缺乏提高教育和技能水平投资所需的资源，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政府做出的努力。而随着国内机遇的枯竭，越来越多的印度AI开发商已经移民至美国和欧洲，尽管移民政策收紧，但欧美国家对其专业知识的需求仍在增加。留在国内的人员以利为先，为西方公司客户开发应用程序，造成经济与社会的两级分化。面对医疗和经济危机的叠加后果，政府不具备足够的带宽推进数据共享法规的实施，因而无法推动负责任的AI应用与开发进程。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低技能工人受到的打击最大。随着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企业为提升利润率，试图进一步实现自动化。与此同时，基于AI的自动化正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越来越多的熟练专业人士对局势混乱和工作不安全感到担忧。对一部分幸运的人而言，人机伙伴关系将加入综合算法。但在新冠疫情当下，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许多人将亲眼见证自己的职业日渐消失。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AI角逐仍在上演，但尚未达到全面取消双方合作的程度。由于国内动荡不断加剧，两国选择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国际规范的制定主要由欧盟引领，且建立在GDPR法隐私标准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则推动如自动化武器等两用AI技术的国际监管。二十国集团为AI前端的安全和安保制定了基准，以期规避早期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未来网络安全问题。由于电子商务的规范与标准制定和基于AI的技术日益增多，太平洋地区以外的更多国家正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然而竞争依然存在，美国与欧洲担心中国的5G技术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展。一旦美国开发的ORAN软件取得竞争力，便会削弱华为在中国市场以外诸多国家的吸引力，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AI技术的投资，以巩固其传统的领导地位。
2)中美两国的竞争不仅聚焦数据和AI，更抹杀了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此谓两极世界。欧洲和亚洲国家被迫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选择站队，同时拼命发展自己的数字主权。美国公开且私下宣布，其他国家采用中国5G不仅意味着可能失去美国的情报援助，还意味着潜在的经济或安全伙伴关系的告终。美国更威胁道，倘若欧洲、日本、韩国、中东和印度的科技公司不停止与中国和俄罗斯同行的合作，这些国家将受到进一步的（二级）制裁。东南亚国家出于经济原因，拒绝了美国的非难，选择向中国靠拢。同时，欧盟试图反击，但在保护其企业免受美国惩罚性措施影响方面取得的成功一言难尽。目前，海湾国家通过向东亚出口大量石油与华盛顿抗衡，尽管它们尚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拜登政府坚持继续脱钩，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其后果是加剧大国竞争。
中国通过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和其他领域的援助力度，笼络了其中大部分国家。其余国家希望保持中立，不参与中美对抗，但如果这些国家失去美国或中国的技术援助，便有可能在技术上落后。知识的自由流动受到新防火墙的阻碍，而这些防火墙是由中美两国树立的。中国留学生被挤出西方学府，全球创新进程放缓，也成为日益增长的安全担忧之一。AI的发展越发注重军事用途和量子领域，竞争各方均志在拔得头筹。在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中，多边机构的权力进一步丧失，复杂的技术改革依旧希望渺茫。去全球化成为新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
3)自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伴随着大规模的中美对抗，世界各地逐步兴起多边复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中美两国从悬崖边各退一步，意识到彼此之间无限制的、全方位的竞争可能导致互相伤害，酿成灾难性后果。技术成为逐步加强合作的领域，通过高级别代表团互访等措施建立信心，帮助构建互信。多边协议重新谈判，中美两国就复杂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展开合作，国际AI监管框架获得通过。两个超级大国在技术开发领域的透明度由此增加。美国欢迎中国研究人员重返美国，中国亦允许美国学者在部分中国研究所工作。与苏联的军备控制协议类似，华盛顿和北京开始就自主武器系统的标准以及现代技术部署的道德、安全和隐私准则展开谈判，随后将有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谈判。这些商定的规则和监管标准将推动包括在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研发进程和新技术的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竞争与对抗造成了惨重代价，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的经济衰退，中产阶级陷入贫困，政治动荡无处不在。全球化新阶段的序幕正缓缓拉开，且无回头之路。规则与公正的监管将推动全球贸易，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征税也将拉动国家实力的增长。中美两国为确保面向全球的通用5G技术的开发做出共同努力，促使发展中国家迈入新时代，共享物联网（IoT）的优势。与此同时，为缓解资源短缺而采取的措施推动更加安全、更有保障的城市化进程。绿色技术更加普及，AI实现的生物学突破促进粮食供应增加，医疗水平和疾病预防提高。新兴市场的技术研究人员可以获得国际数据和专业知识，从而根据本国特殊需求并结合国情，开发相应的应用程序。
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循环
合理的担忧
有人认为，社会的潜在动荡和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会激励政府合作，从而降低负外部性，最大限度地增加机会，实现多边复兴。然而，现实的发展方向似乎恰恰相反。圆桌会议的参与者发出警告称，科技领域或将爆发新一轮的冷战。随着紧张局势加剧，合作减少，世界正走向地缘政治两极分化，冲突爆发可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新冷战时代：特朗普、习近平和对抗不断加剧的中美关系”，《金融时报》，2020年10月5日，https://www.ft.com/ content/7b809c6a-f733-46f5-a312-9152aed28172.]在经济相互交织的全球化时代，脱钩不仅会令企业遭受冲击，尤其是对于面向出口的国家，并且会阻碍科学交流产生的收益，将未来数十年的发展置于危险境地。
尽管企业、慈善机构和其他非政府行为者渴望参与并引领技术合作，但同时须勇于直面政治风暴，并付出艰巨努力。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场辩论的潜在意识形态化和证券化。一旦决策者从国家安全和政治霸权的角度考量科技问题，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将难以开展，落地实施更是难上加难。随着AI和其他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剩余的时间也在一点点流逝。许多对话者担心，人类可能要经历一场灾难，方能意识到背后潜在的颠覆性影响以及国际监管的必要性。诚然，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预测只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但无论如何，构建智慧伙伴关系在很大意义上可以帮助应对全球挑战，并为多边复兴奠定基础，使技术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并引领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资料来源：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ssue/politics-diplomacy/，编译：王妍，李军平，冯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