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准时结束，就请别再举手了”——这场北京科学对话，为何没人愿意散场？

10月21日，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应对全球挑战”的专题论坛上，主持人开玩笑地说：“想准时结束，就得请大家别再举手了。”可没有人真的想让对话停下。提问的手臂一次又一次举起，谁也舍不得先起身。

2026国际科学理事会（ISC）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现场

这一幕，发生在2026国际科学理事会（ISC）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上。作为中国科协“开放合作月”的主场活动，来自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科学家与国际科技组织代表，围绕“科学共创美好未来”展开对话。讲台上，不同母语的学者交替发言；会场外，不同肤色的青年研究者交换着联系方式。

当下，全球科技生态正遭遇多重现实阻碍，全球科学系统失衡、分裂问题凸显。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穆荣平注意到，不同国家立场存在差异，各国能够达成的往往只是观点的“交集”，而非完全统一的“并集”，也正因如此，来之不易的合作共识更显珍贵。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穆荣平

“科学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专题论坛开场，国际科学理事会成员、英国生态与水文中心国际关系负责人、主持人玛丽亚·哈尔金请全场举手示意：科学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是“可实现的目标”，还是“早已脱离现实的幻想”？会场的选择几乎一致——值得为之坚持。

共识之下，也有清醒判断。即便现实隔阂重重，科学合作却常常可以先行一步。国际科学理事会候任主席罗伯特·戴克赫拉夫注意到，科学合作往往先行于政治与经济合作。

国际科学理事会候任主席罗伯特·戴克赫拉夫

国家关系紧张时，科学家之间的往来却常常没有中断，因为大家围绕事实、围绕数据坐在一起。罗伯特·戴克赫拉夫拿黑洞照片举例：要给黑洞成像，望远镜得有整个行星那么大，没有人退缩，全球各地的望远镜被连成一个“虚拟望远镜”，才拍下那张照片。“科学家能做的事或许比政府少，但科学合作能走得比政治、经济合作更远。”

今年的大会主题是“复杂世界中的科学”，“复杂世界”之于科学，还意味着每个领域都在面对自己最紧迫的难题。

在气候变化领域，前沿地球奖中国国家冠军、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助理教授偶阳长期参与IPCC评估。他的感受是：中国科学家过去多参与气候情景提交，但在制定数据规范、设定评估议程等前端环节，声音还有待加强。偶阳表示，数据其实并不绝对短缺，真正缺的是跨机构共享的“通讯协议”式标准；而像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那样，以长期稳定支持把一系列基础研究持续做下去，才是科学成为全球公共品的保障。

偶阳（左一）参与“科学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专题论坛圆桌会议，与所有嘉宾的合照

地球系统科学领域，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总干事汉斯·舍尔恩胡伯把目光投向海洋：海洋蕴藏着巨大的未来能源潜力，Argo全球观测网约4000个浮标正从2500米水深向6000米挺进，而这需要一百多个国家共同维持。

非洲开放科学平台副主任诺库图拉·姆楚努打了个比方：知识就像国道，有人在路上行走，却很少有人想过路是谁修的、谁在养护。她强调，非洲不应只被当作一个“数据点”，撒哈拉以南25国正联合行动，让每个国家平等参与议程。

正因如此，科学合作才更显珍贵。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中国的行动一直很具体。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环境研究所所长刘萱提到，中国科协设立专项，资助许多来自全球南方的职业早期科学家站上北京对话的舞台；中国科研机构牵头打造元知识出版新范式、数据评估框架，把开放科学的实践向全球分享；越来越多中国科学家进入ISC各专业委员会，把对负责任科研、科技伦理的思考带入多边机制。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环境研究所所长刘萱

人工智能已经渗透科研全流程，它已嵌入科研工作发现问题、查找文献、处理数据、写作、评审的每一个环节，既像加速器，也带着不可忽视的阴影。

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物理与工业工作组副主席赛勒斯·沃尔瑟是国际科学理事会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他讲了个“登山巴士”的故事：研究者本应徒步登顶，却跳上OpenAI的巴士直达山顶，结果山顶风大寒冷，他既没练就脚力，也适应不了气候，却已下不来了。他以此提醒年轻同行：不能用AI替自己走完科研最艰苦的那一段。

龚克从更深处剖析AI的风险。他特别提到一种“谄媚的风险”：大模型顺着你的提问生成答案，讨你所好，这种系统性偏差源于它的生成机制；而它最大的不成熟，在于“不可解释”，你不知道它会在哪里犯错。他指出AI发展越来越迅猛，对于使用者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科学素养要求越高。他打了个比方，“开时速120公里的汽车，普通驾驶技术就行；开300公里的跑车，就得有高超的驾驭本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理事会主席、国际科学理事会会士龚克

“如果你的作业大模型能比学生做得更好，那你就布置错了作业。”国际大学协会主席、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校长安德鲁·迪克斯观察到，一些大学还在安排监考员在考场过道里巡视、收缴电子设备，而不是重新思考学习本身。

他既担忧教学模式跟不上AI时代，也关注全球数字鸿沟，部分全球南方学生甚至没有接触大模型的机会，呼吁技术方用收益补贴低收入国家师生。

刘萱指出，大模型能写出漂亮论文，也让抄袭、捏造等学术不端变得更隐蔽。责任不能只在交稿那一刻才想起，而要贯穿科研全生命周期。她透露，ISC正与COPE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合作推动AI使用披露规则，国内也已经要求学生在学术活动中如实披露AI使用情况。

罗伯特·戴克赫拉夫把此刻的科学比作“从平静的河流驶入开阔的海洋”：过去科学研究自然，如今人类已能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材料、物种和思想，机遇无限，风浪也更大。“海洋需要罗盘。”他说，这个罗盘就是开放、透明、严谨、自我批判的科学价值。他同时提醒，今天每一项关键技术都有双重用途，“方向盘不能交给别人，科学家必须握住自己的责任。”

国际科学理事会（ISC）是在2018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合并后诞生，是全球唯一同时覆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组织。

这场大会为何落到北京？刘萱说，这本身就是国际的一份期待与信任，而中国愿意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龚克说，“ISC上一次来中国办会，已是很多年前。”1988年9月，北京。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全体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2005年10月，ICSU第28届全体大会在苏州举行，相关科学论坛和活动同期在上海等地展开。

“如此大规模的科学交流会议，不少青年学者是第一次踏上中国。这也是我们争取会议在中国开的原因，要把全世界的科学家请来，形成共识，促进今后的行动。”龚克说，“搭建交流的平台，这本身就是在承担国际责任。”

在龚克看来，“中国是开放合作的受益者。”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公派出国留学，第一次见到计算机终端时，他手足无措，而当时世界正在进入计算机和数字化时代，“我们中国还处于模拟技术为主的阶段”。

“这种代差能在短时间内消弭，开放合作居功至伟。”龚克认为，“要防止发展起来以后的傲慢，更要防止在地缘变局中重新关上门”。

会场的灯光终会熄灭，但对话已经开始。大会期间发布的《北京科学宣言》，以开放、包容、合作和相互尊重为基调，呼吁以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应对全球挑战，以信任和参与加强科学与社会的联系。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科学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专题论坛上的视频致辞中所说，科学本身不足以解决一切，它必须被理解、被转化为行动，而这一切，建立在信任之上。

来源：科协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