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2 10:59:41 浏览数量:次
2026年10月19日,2026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在北京开幕。开幕式同步发布五项重大科研成果,《中国基础研究发展报告(2026)》位列其中,这份报告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武汉大学“国际基础研究监测与量化评价”战略研究中心牵头编制。
当日,中国科协之声独家对话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平文与国际科学理事会候任主席罗伯特·戴克赫拉夫,共话中国基础研究,探讨全球变局下如何以开放合作汇聚科研力量。
张平文,博士,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复杂流体的数学理论和计算方法、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数字生态与治理》《数据要素五论》《数值分析》《数值线性代数》等,在JAMS、SINUM、PRL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2018年应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邀请报告。曾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冯康科学计算奖等。
罗伯特·戴克赫拉夫,数学物理学家,曾任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长、国际科学院理事会(IAC)联合主席、国际科学院伙伴关系(IAP)联合主席;也曾出任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院长、利昂·利维讲席教授,主持这座全球顶尖的理论研究与学术探索中心。在学术生涯中,他长期积极投身科学传播与公众科普工作。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哲学会、爱丁堡皇家学会、欧洲科学院、比利时佛兰芒皇家科学与艺术科学院外籍院士,同时为国际科学理事会会士。
《中国基础研究发展报告(2026)》是本次大会的核心成果之一,也是一套立足全球视野、兼顾中国本土实践的基础研究系统性观察体系,这份报告的理念内核,呼应着大会所倡导的“繁荣科学事业,推动全民普惠共享”的方向。作为报告核心牵头单位负责人,张平文接受中国科协之声访谈时,概括了这份报告三大核心价值。
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开放透明。报告系统性整合国内外各类开源数据和官方统计数据,以开放、可核验的方式开展评估。基础研究天然具备全球性,是支撑人类共同进步的公共产品,开放透明是开展基础研究评价的前提。
其次,报告承载了基础研究定义的理念创新。传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框架下,基础研究多聚焦兴趣导向探索。而中国提出新的划分框架——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张平文介绍,这一拓展,走在全球前沿,也为国际科学界讨论基础研究定义提供来自中国的思路,让不同类型基础研究的价值都能被看见,推动科学成果惠及更多群体。
第三,报告摒弃简单排名,重在刻画各国科研体系特征。中国基础研究成果的规模持续扩大、科研力量不断壮大,离不开国家长期稳定的投入和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持续支持。如今,青年一代已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罗伯特·戴克赫拉夫作为这份报告国际评审专家,高度肯定报告的前瞻性。他提出,基础研究的价值往往难以即时兑现,重大技术突破,溯源都来自好奇心驱动的探索。“要创造新技术,我们必须投资于这些早期的想法。这需要很多投入,因为你必须给科学家最珍贵的礼物,那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去发展。”他认为这份报告跳出论文、专利等简单量化指标,关注基础研究能力如何长期积累、不同科研体系如何发展及其对全球科学的贡献,这一思路对全世界都极具启示。在他看来,科学是少数几个通过合作就能实现共赢的领域之一,把全世界的资源和人才加在一起,我们就能做到单个国家做不到的事。
深化开放合作,塑造全球科学共同体,是本次大会提出的重要方向。当下全球交流壁垒增多,科研人员跨国流动难度上升。两位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基础研究天然属于全世界,无法用国界切割,开放协作是基础科学的本质要求,也是践行全球科学共同体理念的必经之路。
罗伯特·戴克赫拉夫坦言,气候、生物多样性、海洋治理等全球性挑战本就没有边界,基础科学发现一旦诞生,会流向全世界,无法被封闭。科学拥有通用语言,但各国科研组织模式、历史文化各不相同,国际合作需要相互尊重文化差异。“做科学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的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我们的源头。但我们更应该想的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想到哪里去,在那里会遇到谁。我们会在那里遇到来自世界各地、对科学有同样痴迷的人。”
他评价,中国科学崛起是世界科研史上最惊人的成长之一,开放交流正是这一进程的强大引擎,一代代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全球人才来到中国。如今中国产出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科学论文成果,也随之承担起面向世界的责任,带动其他国家科研能力成长。在不少国家不断竖起壁垒的当下,中国主动倡导国际协作,为全球科学界树立了榜样。合作本身符合各国自身利益,如果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科研工作就能做得更好。
张平文提到,基础研究共同构建起全球科学体系,为产业与社会发展筑牢根基。各国经济实力不同,基础研究投入规模、方向各有差异,需要彼此尊重、互学互鉴。国际科学理事会如同全世界科学家的家,中国科协作为中国科学家的家园,双方携手,持续推动学者交流,正是在一点点夯实全球科学共同体。
繁荣科学事业,推动全民普惠共享,不仅需要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更需要营造适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良好生态。体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基础研究仍面临深层次的课题。张平文坦诚剖析两大核心突破点。
其一,社会需要建立对重大科学奖项的理性认知。公众高度关注诺贝尔奖、菲尔兹奖,但获奖存在客观周期:菲尔兹奖面向40岁以下学者,而诺贝尔奖成果平均要等待二三十年才会被认可。即便科研水平达到相应层次,还需要有足够规模的顶尖学者群体、以及长期积累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作为支撑。他以今年菲尔兹奖为例,两名获奖者曾是北大毕业生,这是一个值得振奋的信号。基础研究是漫长过程,社会要保持耐心,持续支持,成果自然会水到渠成。
其二,进一步完善科研评价体系,为颠覆性创新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基础研究是典型的要坐冷板凳的事。如果过度的竞争、过度地关注眼前的成果,那可能就出不了我们真正希望要的大成果、颠覆性成果。”他认为,科研评价如果过于强调短期成果和竞争性指标,容易使青年科研人员承受较大的即时产出压力,不利于潜心开展长期探索。要进一步完善科研评价和人才支持机制,尊重基础研究规律,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加稳定、宽松的研究环境,鼓励真正有价值的原创性研究。
破解之道,一方面要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甘于吃苦、为国担当的精神;另一方面要优化科研生态,建立适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机制,给青年科研人员稳定宽松的环境。颠覆性基础研究,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显现社会价值,国家已经具备长期支持重大基础研究的能力,营造良好科研环境,是当下重中之重。
面向公众对基础研究的认知差异,张平文指出,基础研究既包括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也包括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前沿探索着眼于科学未知,短期内未必有明确的应用场景,不宜简单以“有什么用”来衡量;战略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基础研究,则分别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从实际问题中凝练基础性科学问题。三类基础研究各有特点、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完整的基础研究体系。应增进公众对不同类型基础研究及其价值的理解,推动科学走近大众,让科学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社会。
秉持科技向善,发展负责任人工智能,是大会提出的重要倡议,也正对应当前AI for Science带来的科研范式变革,是基础研究领域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张平文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对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产生深远影响。青年学者应主动学习和运用人工智能,不断提升数字素养、数字思维与数字能力,更好地适应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与此同时,技术应用必须坚守学术诚信和伦理底线,在论文写作、科学研究和学习过程中,应按照相关规范如实披露人工智能的使用情况。拥抱人工智能,不仅要看到技术带来的机遇,更要坚持科技向善,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人工智能治理既需要不断完善政策制度、技术安全保障和伦理规范,也需要高校、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共同增强责任意识与风险意识,在积极探索新技术应用的同时,有效防范潜在风险。
张平文表示,大会最后发布的《北京科学宣言》,其中的倡议不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与基础研究工作密切相关,为科技工作者从自身研究实践出发、积极推动落实提供了明确方向。
罗伯特·戴克赫拉夫补充提醒,当前全球普遍偏重应用技术、关键技术,存在思想收窄的风险。人类还有大量未解的重大挑战,需要持续播下基础研究的种子,“现在要靠我们去播下种子,下一批突破才能从中长出来。”在他看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根植于同一种力量:好奇心与想象力。探索遥远恒星的科学家,和研发新芯片的研究者,内在的求知动机并无本质区别。
当下世界格局充满分歧与壁垒,本次大会提出的倡议,既是中国科技界的愿景,也是全球科学界的共同追求,而基础研究正是托举这份愿景的根基。
张平文在访谈最后,也从国家、高校、研究者三个维度作出展望。国家层面应持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积极推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高校要立足自身优势,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加强基础研究和创新人才培养;对于科技工作者而言,开放交流与合作始终是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他以自己长期从事的数学研究为例指出,科学知识没有国界,基础研究尤其需要开放的学术环境和广泛的国际合作。
不同于应用技术可以快速落地见效,基础研究是一场漫长的探索。它不急于即时回报,却能跨越地域隔阂,成为连接各国科技工作者的天然纽带。立足本次大会共识,推动科学普惠共享、恪守科技向善准则、坚持开放协同,全球科技工作者持续沉心深耕基础研究,方能不断解锁未知,为人类长远发展筑牢底层科学根基。
来源:中心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