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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S: 面对华为,有原则的相互依存策略比彻底脱钩更有效

2020-09-10 12:04:59     浏览数量:  

2020年7月31日,美国斯考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了题为“America’s  Huawei Challenges”(华为的挑战,美国该如何应对)的智库文章,文章认为:世界上很少有公司像华为这样充满争议。在西方工业和政府看来,华为带来的商业及安全挑战令人生畏,想要理清如何应对华为,也绝非易事。应对华为,“有原则的相互依存”策略可能比彻底脱钩更为有效。本文讨论了该过程的两种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一提到华为就会引发强烈情绪,从而很难进行理性冷静的全国性辩论;第二个挑战是,人们对华为成长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过去10年的历史不够熟悉,因此,如何有效应对和管理华为带来的风险就变得更为复杂。

    该不该抵制华为

去年,我们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举办了一场辩论,主题为“美国是否应该严格限制华为的业务?”虽然辩论双方提出的论点都令人印象深刻,极具说服力,但在场观众中仍有56%的人选择赞成,44%的人选择反对。随后在推特上进行的投票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82%的人支持采取强硬措施,而18%表示反对。2020年4月下旬,我再次在推特上发问,“美国是否应该禁止向华为售买5G设备半导体?”59.8%的受访者仍然支持禁售,与一年前的现场调查结果更为接近。显然,提问方式和事件背景的变化,往往会影响调查的结果。我的感觉是:美国对华为的担忧程度非常高,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作出任何决策,人们普遍都能接受。但具体如何推进,仍未达成共识。一部分原因是,在公共范畴上,关于华为的信息仍不充分。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框架来管理与中国的关系,适应华为的挑战。

本周,我们的项目组发布了一个政策简报,题目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已迷失了方向” (Washington’s China Policy Has Lost Its Wei)。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孤立华为、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的战略,很可能适得其反,即不仅未强化,反而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建议美国奉行“有原则的相互依存”策略,不仅能够更有效地减轻华为和中国高科技发展带来的真实风险,还能从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中获得最大利益,充分发挥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立场是,我们与中国的接触是基于一定基础和条件的,因为华为和中国高科技发展所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切实存在。Finite公司于2019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以及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在2019年9月发表的一份更广泛的分析都是上述观点的佐证。忽视或轻视这些风险,无异于放弃“有原则的相互依存”策略。与无条件接触的支持者不同,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比如,在必要时限制华为5G设备的销售,以及就技术出口和投资方面实施更广泛的限制,以保护国家安全。而“脱钩论”支持者相信一个基本假设,即美国与中国的联系越少,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必然越有利,这也与我们的观点不符,因为这一假设存在争议。如果美国能听取我们的意见,就这些问题展开真诚沟通,那我们工作目的就已达到。

与中国的经济互动,给我们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切实的好处。我相信,我们有办法在继续获得这些好处的同时,管理好面临的风险。在我涉及的减轻风险的各种方法中,其中一些已投入应用,另一些仍在完善。因此,与“脱钩论”支持者不同,我们的方法是,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内嵌入实实在在的约束,建立一种符合公平商业标准并免受各种风险的关系,从而为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带来好处。

    影响力巨大的华为

我们对各种政策选择进行利弊分析,进一步认识到华为的强大之处。华为,这家拥有近20万员工的公司,尽管其运作动作中公平和不公平成分掺杂,尽管我们难以评估对其壮大起重要作用的动作是否符合公平,它都通过一系列动作,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全球力量。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呈现的证据,并不是要对华为大加赞扬或表示钦佩,而是要强调:应对华为是一项重大挑战,试图将其破产简单化的策略并不现实。

大多数人都知道华为的总部设在深圳,西北临广州,南临香港,但只有少数美国人进行过实地探访。

华为总部位于深圳以北的坂田,该公司的主要设施现已扩展到大湾区。深圳北部、东莞东南部的松山湖地区,坐落着华为的一处主要生产基地。该公司大部分研发基地都位于松山湖南缘新建的牛角园区。


    图1:大湾区

通过区域鸟瞰图,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各园区的位置。

    图2:华为主要园区各处地点


在为商业网络和移动通信运营商提供电信设备这一领域,华为已成为主导企业。虽然华为在北美的市场份额很低,但整个欧洲都广泛安装其4G设备(见图3)。即使在竞争对手爱立信的总部瑞典,华为也拥有58%的市场份额,在挪威的市场份额更是高达81%。(相比之下,在诺基亚的总部芬兰,华为仅占12%的4G市场份额。)现有安装设备的差异,以及“推倒重来”方案的潜在成本,是美国和欧洲存在观点冲突的根源之一。

    图3:华为4G设备在欧洲的市场份额

华为的业务分布相当广泛(见图4)。美洲只占华为业务的6.1%,因此是否进入美国市场不会对其收入造成重大影响。相比之下,欧洲、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占其总收入的32%以上。因此,想要缩减华为业务,就得获得各个大洲国家的广泛支持。

    图4:华为业务在全球的分布状况(2019年)

除了在各地开展业务,华为还实现了业务组合的多元化,从专注于电信设备,到提供云服务、芯片制造,以及直接接触消费者开发下游业务。事实上,如图5所示,消费者业务现在占其年收入的54%以上,而运营商业务则下降到35%以下。

    图5:华为的多样化业务(2019年)

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华为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增长到17.8%,仅次于三星(21.2%)。2020年第二季度,华为甚至超越了三星,出货量超过5,500万部。因此,即使其原始设备业务受到严重限制,华为仍可以通过其他产品线获得生机。

    图6:华为在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


    启示
本文概述的关键是,围堵华为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有原则的相互依存”策略可能比彻底脱钩更为有效。华为影响力巨大,拥有多条业务线且业务遍布全球。因此,要想取得有效进展,就需要与美洲、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企业及政府进行广泛的磋商与合作。此外,鉴于华为的突出地位,针对其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对整个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在各国政府应对当前挑战的同时,还需要牢记他们长期以来希望建立的企业行为、行业发展和治理规范的类型。

(资料来源:https://www.csis.org/blogs/trustee-china-hand/americas-huawei-challenges,编译 :李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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